桑兵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定名与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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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5年底，中共中央根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确定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可是1936年3月收到由《国际新闻通讯》转来的七大决议中译本，此方针却表述为“反帝人民战线”。已经具有独立性和自信力的中共领导层虽然按惯例照改，但在恢复直接电讯联系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述。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围绕统一战线定性术语的一波三折，既反映出国际共运中长期存在的不同国家革命形势与组织关系的固有矛盾，也体现出中共独辟蹊径的革命道路获得成功，使得党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共运中的话语权。

作者：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5期

按照通行的认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不过，仔细查对文本，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表述是“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止于此，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编者的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新政治方针的起点，是1935年六七月起草的《八一宣言》，“宣言很大程度上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的分析研究为基础起草的，是在转向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所制定的新策略的情况下最后形成的。在对《宣言》起草人和内容产生影响的一般性决议中，应当指出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赞同的法国人民阵线政策。由此得出了‘抗日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术语，在中共后来的许多文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直到1936年年中‘人民’术语才被‘民族’术语取代”。此说的时间范围刚好包含了瓦窑堡会议，如果统一战线定性的“民族”术语取代“人民”持续到1936年年中，无疑对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路线的判断构成挑战。

瓦窑堡会议旧址

有学人从词汇竞争的角度探究统一战线的定名，发现1936年出现了不同的概念表述，以为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调整策略后，“国内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残酷经历使得新方针较难迅速统一为全党共识，反而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词都备受争议，如抗战主体是‘人民’还是‘民族’、抗战形式是‘联合’还是‘统一’，这些问题在抗战前后被多方反复讨论。”

讨论这些研究所关注到的现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显然需要澄清一系列关键问题：中共中央究竟何时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为何会出现不同概念表述的现象，这些现象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最终如何获得解决，以及背后反映出什么纠葛和变化。

中共确定“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既是中共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自我调整路线方针的结果，又受到国内外其他政治势力尤其是共产国际策略变化的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的确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首先，因为国共尖锐对立，所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针锋相对地用“反日”应对国民党的“抗日”，指国民党借“抗日之名”行“剿共”之实。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采用共产国际指示的“统一战线”，开始是在工人阶级当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体现了阶级路线，继而扩展到农村和农民。1933年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又提出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实行上层统一战线，范围逐渐扩展到整个反帝运动。也就是说，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经历了一个从阶级革命到逐渐重返反帝运动的变化过程。

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世界革命以及保卫社会主义苏联战略的实现，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入侵造成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中国面临的形势有差异。当时，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重兵的不断“围剿”，虽然认识到要发动民族战争才能抗击日本，却认为只有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能实行抗日，因而将反日与反蒋并列，希望反帝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统一战线相辅相成。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纠正了错误的军事路线，但是政治路线尚未及修改，又处于连续不断的辗转作战中，而且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著名的《八一宣言》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草，并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而且《八一宣言》里并无“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的字样。

1935年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演讲《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全线进攻的加紧以及被压迫民族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反帝统一战线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称：“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应用而且正在应用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中共中央1935年10月的反日讨蒋秘密指示信认为，党的总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蒋介石。就思想策略而言，这封信较《八一宣言》朝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大进一步，内容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高度一致，除非中共中央先行从其他渠道间接获悉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精神，否则仍可能出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手。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文件使用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帝反蒋统一战线、上层下层统一战线、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统一革命战线等表述。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文字中强调，“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与“统一战线”关联的术语是“民族”而非“人民”。瓦窑堡会议做出正式决议时，不仅采用统一战线，而且明确是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表述符合中共中央路线变化的趋向，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起到关键作用。

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决议精神，重要事项之一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张浩辗转于1935年11月抵达陕北，为防止旅途遇险，没有携带文件，仅凭记忆口头传达。随后共产国际又派阎红彦续来。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朱德：“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战争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的文件从未使用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说法，瓦窑堡会议确定“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是根据共产国际代表传达的口径做出的改变。

直到193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供各级党部讨论时的参考材料》，还是认为民族革命上升到首位，必须结成反日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专门阐述了苏维埃红军、共产党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关系。

根据张浩、阎红彦等人口头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中共中央在瓦窖堡会议上做出的决议并没有产生表述术语的分歧混杂，反而确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准用语，贯穿于后续两个月的中央文件。可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回国人员对七大决议的解读与中共中央的认识相吻合。

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译本引发歧异

从《八一宣言》到秘密指示信再到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认识朝着“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快速演进，到1936年3月收到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文本前，没有出现例外。随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文本的到来，情况突然生变。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在巴黎出版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转来的七大决议案的中译本，并全文刊登于3月8日出版的《斗争》第89期。目前所见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中译本，要么是《斗争》刊载的《国际新闻通讯》的译文，要么是后来研究者根据原文重新翻译的文本。对于中共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关于决议的主旨统一战线问题，共产国际的决议究竟如何划分类型及标名，各自的词义应当准确对应什么中文词汇。更为重要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口头传递回来的信息，与七大决议中译本并不一致。而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根据所收到的口头信息通过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决议。

按照现行翻译，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关于“统一战线”实际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二是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广泛的各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三是殖民地国家的“反帝人民阵线”。在《国际新闻通讯》的译本中，第三种被翻译成“反帝人民战线”。关于“殖民地国家中反帝的人民战线”有如下表述：“共产党员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帝的人民战线底创立……积极参加民族改良主义者所领导的反帝的群众运动，在具体的反帝纲领底基础上，与民族革命的及民族改良主义的组织进行共同行动。”这里的“人民战线”虽然总体上属于统一战线范畴，但与中共惯用的“统一战线”不一致，而且与“人民阵线”容易混淆。

收到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尽管不够正式，不够准确，中共中央还是遵循惯例，按照决议改变统一战线的相关表述。3月20日，张闻天在晋西地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时说：“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特别重要的，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战的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殖民地的人民统一战线。”这样的解读，显然包含了自己的认识，侧面反映了中译本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后，已成固定概念的“统一战线”指称，出现了不同的表述。

这样的变化体现于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此后一段时间里，本来基本统一固定的“民族统一战线”指称发生变化，出现与“人民”术语相关的概念，如1936年4月5日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向全中国爱国的同胞们发表的《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创立各党各派抗日的人民阵线”！

中共成功申诉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面对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的含混，例如“国际决议提出，要力求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政府’”，张闻天意识到这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采取坚决措施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第三种政府”，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实则这里的“人民战线”，应为“人民阵线”，即欧洲国家由人民阵线取得政权的政府。而“人民战线”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统一战线。有鉴于此，张闻天第一时间提出：“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从这些决议看，中央以前的决议基本上是同这些决议相符合的。”所谓基本吻合，就是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方面的调整，的确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高度吻合，唯一不大协调的就是“民族统一战线”变成“反帝的人民战线”，即张闻天所认为的“人民统一战线”。而这正是“应该使之民族化”的重点所在。

张闻天1936年4月20日撰写的《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发表于《斗争》第97期。这篇文章显然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习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产物。文章说：“去年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与中共中央十二月的决议都明显的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创立。”文章并没有解释为何要将统一战线由瓦窑堡决议的“民族”改为“人民”，只是接受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的术语。

张闻天

“人民”术语的困扰是由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引发的，要想解决问题，还需要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裁断。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恢复。因为统一战线的问题至关重要，对中译本的解读又不够清晰稳定，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向共产国际确认究竟是“民族统一战线”还是“人民统一战线”或“人民阵线”。

中共中央陆续报告了1935年底以来发生的重要事项，提交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并且告知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已在3月收到，王明的讲话在5月收到。尤其是专门提出瓦窑堡会议决议及相关通电，特别就统一战线问题做出请示。季米特洛夫将各项电报内容归纳为三个问题，认为需要商量并得到斯大林的指示，遂于7月初提交给斯大林，其中第一项就是“中共和中国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上总的政治方针”。

在协商过程中，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起到积极作用。共产国际七大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王明的发言多次使用“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绝密电报表示：“你们1935年12月25日的决议和你们的通电已知悉，基本上同意你们所采取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与上述各时间节点相对应，1936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一般即不再用“人民战线”一词来取代“统一战线”。也就是说，从1936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已经回到“统一战线”的指称，虽然尚未恢复“民族”，多用“抗日”，却很少再将“人民”与“统一战线”相连接。

由此可知，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多种表述，严格说来只有“人民统一战线”与“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对应关系，这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传达的特殊情况所造成，而且持续时间不长，既不是从1935年到1936年年中，或是1936年到1937年调整了一年多，也不存在中共中央在此过程中面临词汇竞争的选择困难。经过请示和共产国际的认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而很快成为标准化概念，通行于中共中央的各种正式文件当中。

围绕统一战线定性术语的一波三折，既反映出国际共运中长期存在的不同国家革命形势与组织关系的固有矛盾，也体现出中共独辟蹊径的革命道路获得成功，使得党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从而增强了在国际共运中话语权的实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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